编者按：近期，上海市启动“十五五”规划“百家访谈、万家调研”活动，广泛征集社会各界对“十五五”规划编制的意见建议。解放日报·上观新闻与上海市发展改革委共同开展对战略科学家、决策咨询专家的深度访谈，受访专家作为各自领域的顶尖人才，既有对相关行业的一线观察，更有面向未来的战略思考，共同助力上海“十五五”规划编制工作。

本期受访专家为樊春海院士。

人物简介：樊春海，中国科学院院士，上海交通大学王宽诚讲席教授、化学化工学院院长、转化医学研究院执行院长、国家转化医学科学中心唐仲英首席科学家、新基石研究员。兼任美国化学会JACS-Au副主编，Cell Biomaterials、Angewandte Chemie、Accounts of Chemical Research等十余份国际知名杂志编委，ChemPlusChem编委会共同主席。主要从事核酸化学生物学、核酸信息材料、生物传感与成像等方面的研究。

樊春海院士在转化医学上海设施办公室。徐瑞哲 摄

本报记者 徐瑞哲

走进转化医学上海设施。徐瑞哲 摄

记者：聚焦国家战略，上海正在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。面向世界，中国科创大势怎样？

樊春海：其实，在2024年，英国著名的《经济学人》杂志就发表了一篇题为《中国科学的崛起（The rise of Chinese science）》的文章，其中以“红月亮升起（Red Moon Rising）”的标题指出西方明显感受到中国科学领域进展速度之快，以及潜在的所谓“威胁”。比如，中国科学论文数量已居全球第一，发明专利数量则排名第二。而在更受关注的“高影响力”研究成果方面，中国在超过半数的学科上领先美国，从化学到材料等学科更是“遥遥领先”。

记者：也有观点认为，中国自然科学领域的诺贝尔奖数量，与美国甚至日本等国仍有很大差距，怎么理解？

樊春海：如同美国科学院院长玛西娅·麦克纳特（Marcia McNutt）在去年一次讲话中指出，“诺奖是非常‘滞后’的评价指标”。如，日本在二三十年前的超高强度基础研究投入，今天才会迎来“收割期”。中国科研的突破不仅是点状、成面，而是已形成底子宽厚的“高原”，未来几年再加把劲，冒出“高峰”是指日可待的。可以充满信心地说，不论从科研物质条件还是高端人才储备，从科学发展的规律看，中国整体上必将达到这样新的高度和水平，而且这个过程基本是不可逆转的。

夏普莱斯教授与樊春海院士是“邻居”。徐瑞哲 摄

记者：走进这栋转化医学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（上海）的交大闵行校区主楼，4楼就有两次获得诺贝尔化学奖的卡尔·巴里·夏普莱斯（Sharpless）院士办公室，是这样吗？

樊春海：没错，夏普莱斯的办公室就在我隔壁，他的实验室在5楼。这位美国教授2022年梅开二度，其再次荣获诺奖的“点击化学”成就，就能用于医学研究。通过这里国家级平台大数据、人工智能等加持，一天可以产生作为候选化合物的潜在药物分子5000个，比从前高一到两个量级。

对于这样级别的大科学家，交大并不介意他本人花多少时间亲自到这儿工作，关键在于他是心在交大，真心把他最重要的科研放在上海，并由他最看好的弟子直接在此指导学生工作，而他也时时通过原创研究，密切关注这边开展的工作。

记者：是不是中国包括上海对科创人才的吸引力会不断加大？“生态”应该怎么样？

樊春海：是这样的。特别是现在美国在政策面上对于科创是不利的，美国的大量高端人才正在考虑离开美国的问题。在未来，也许承担世界科学中心的历史责任就有可能转到中国，我们需要考虑这样的可能性。

包括夏普莱斯这样的高端人才在内，人才引进、回流与集聚的效应是可以眼见的。上海在人才高密度的基础上，同步提升人才的档次和品位。可能需要注意的是，人才高地需要引导和有力支持，不能满足于“卷指标”，而是需要在宽松的环境下，有组织、有目标地科研，做出一个人或一个小团队做不了的大事。

转化医学上海设施所在的唐仲英楼。（资料）

记者：有人说全世界最好的风洞在中国，没有风洞就没有“六代机”。科技创新活动在人才基础之外，还有物质层面的基础，这方面上海还有什么需要做的？

樊春海：仅仅是二三十年前，中国在这些“国之重器”的建设方面还是非常欠缺的。我本人有个经历，我之前曾是中国科学院上海应用物理研究所研究员，当时就在大科学装置“上海光源”工作。这座国际先进的第三代同步辐射光源，于2004年获批、2009年建成。在建设之初，不少人的想法是“我们能不能把它造出来，造出来后能不能用、能不能用好”。而之后的实践证明，它不仅造得好，而且用得好，是当之无愧的国之重器。国内甚至国际众多科研团队竞相申请机时，在多个领域产出一大批重大科研成果。

如今上海光源周边还在建设自由电子激光等大科学装置，可支撑前所未有的学科交叉融合。因此，“十五五”及中长期，这些“大家伙”还是需要高强度、持续性“大投入”，才能形成“大中心”“大格局”。

记者：所谓“未至之境”，深入这样的“无人区”对未来的意义何在？

樊春海：我可以举一个交大的例子。近来，由上海交大、中国科学院深海所、华大集团联合发起并执行的“溟渊计划（MEER）”，依托我国自主研发的“奋斗者”号载人潜水器，实现人类首次到达马里亚纳的雅浦海沟最深点、首次对深渊生态系统进行系统研究、首次建立全球深渊生物大数据库并开放共享。在万米海沟的暗黑世界，九成都是未见的新物种，由此打开了深海微生物宝库。中国今天有这样的物质条件，能够支撑在深海深空这样的极端环境下探索人类“未至之境”，可以说，不出世界级的成果也是不可能的。

万米深海钩虾样本。徐瑞哲 摄

记者：您本人常常跨界“理化生”，跨越学科的边界，怎么做到？

樊春海：事实上，我研究的核心就一个，即：“DNA”。DNA并不必然是生物学的，这只是人为地学科分类与划界。在科学上，不论是“横向”还是“纵向”划分，要做好像DNA这样的研究，就需要打开边界，走出不同路径。比如，我们近年来致力于DNA计算和存储等。

在这边的转化医学国家大科学研究设施，我们70%到80%的实验室都是对外开放的，而且是医工、医理交叉融合，让教授与附属医院等医生、相关学科研究生与医学生组队，在临床边与实验室之间“加速往返”。转化医学大平台已在多家综合性医院、专科医院等建立了10个左右的分中心，也推动建设了新加坡、澳门等海外基地，共同推动临床医学科研的转化。

记者：“人”与“物”如何结合起来，将科研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？

樊春海：我们经常听闻所谓“转化率低、专利沉睡”等说法，但我认为专利还是应该越多越好，而不要过多考虑转化率的问题，因为分母大，转化率肯定会低一些，但这样才有利于打厚底子，筑起“专利墙”等技术门槛。同时，成果转化质量才是真正关键的指标。

在世界上，一流大学与巨型的产业园区往往是相互成全的，这就好比斯坦福大学与硅谷的关系。在上海，交大、华东师大所在的环大学地带，也在建设“大零号湾”，有可能构建出“中国硅谷”样态，让年轻学子们能够带着创新成果，走出校门、跨过街道就能走向转化、面向市场。这样的上海研发、本土生产的全链条转化模式，或可更进一步、开花结果、自主可控。

原标题：《高原之上，高峰可期！这位两座诺奖得主的“邻居”，看好“十五五”上海科创》

题图徐瑞哲 摄 徐瑞哲 摄

题图樊春海院士接受访谈。

作者：解放日报 徐瑞哲